基本解释

　　服毒讨薪 -概述

　　服毒讨薪是指农民工刘德军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拖欠工资而服毒自杀的现象。透过刘德军事件，也再次反映出农民工讨薪的艰难和无奈。农民工用自己的性命为代价，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讨薪，却绕开合法、合理的渠道，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正常讨薪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畅，从而失去部分农民工的信任。

　　经过

　　2010年年11月13日开始，来自河北兴隆县榆树沟村农民刘德军为玉田县大安镇个体运煤户王海做押车小工，每天工资120元。

　　2011年1月16日，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3200元工资，毅然喝下剧毒农药。

　　2011年1月29日21时许，在医院里挺了13天的“服毒讨薪”农民工刘德军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德军的妹妹刘莉说，哥哥清醒时交代拖欠工资为3200元。但王海却矢口否认：刘德军干了不到两个月，6420元工资，除去零碎支取的生活费，最后只剩下1520元。

　　依据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没有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要给予双倍工资，王海要给刘德军3040元工资。但是直到刘德军咽气时，经玉田县大安镇垫资160元，加上王海拿出的3040元，3200元钱才交到了刘德军的妹妹刘莉手里。

　　各方说法

　　王海

　　据王海说：“1月14日，刘德军押车途中，我打电话询问这车装了多少，刘德军说装了100吨，比预计少了10吨。我说"你装那么少，得扣你钱"。刘德军说"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干了，还要不要工资"?刘德军说"你不给我工资，我就死你们家"。之后，货车司机岳军打来电话说"刘德军从丰润县下车走了"。15日，刘德军到我家要工资，我不在家，我妻子让他改天来。”

　　刘德军

　　刘德军说：“1月16日下午，我带着事先买好的百草枯农药去找王海要工资，王海说我死了给双份工钱。我才喝药的。”

　　王海同村村民

　　临时到王海家串门的村民张小营说：“我没有听到王海说"死了给双份工钱"的话。”

　　玉田县劳动监察保障大队

　　王海没有工商登记，是自由人，所以劳动监察保障大队管不了。

　　派出所

　　"我们和局里刑侦部门和法制部门沟通过了，这是他自己喝的药，也没人灌他，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不是刑事案件。"参与办案的大安镇派出所所长胡清华称，派出所认定，这是一起民事案件。大安镇派出所案件调查报告的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写着："王海与刘德军属于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朋友和前雇主

　　刘德军的上一任老板天津蓟县废品收购站的王慧英，与他共事了8年。王慧英说："他一直在我这干，他性格挺开朗的一个人，一听说他喝药了，刚开始我都不相信。"刘德军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10年前离他而去，留下一个女儿。王慧英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娶媳妇儿，他说没钱，怕耽误了人家。在家人和朋友眼中，刘德军是一个有责任感、大方、乐观的人。

　　他的邻居杨凤祥也是农民工。杨凤祥回忆说，刘德军心胸特别坦荡，有点事都能容忍过去。在这里，不签合同然后根据口头协议去工作的，很普遍，甭管当地外地人全是这样。

　　当地政府回应

　　一、全力解决刘德军的医药费。二、副县长带队到医院看望刘德军。三、公安机关对该案件深入调查。

　　评论

　　据北京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一个农民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除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外，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至1050元。

　　从法治角度看，农民工“服毒讨薪”，“以命讨薪”，使法律很尴尬，因为它折射出来的是正常讨薪成本太高或渠道不畅，说明法治生态受“污染”，执法手段很“疲软”。目前欠薪事件不断发生，表面上看是相关法律不够“坚挺”，可根子则是执法手段刚性不足。《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违约处罚条款非常具体，也颇有力度，法院对拒不执行判决的债务人有权强制执行，执法部门如果能够严格依法办事，拿出“杀气”，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

　　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救济乏力，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本来，行政体系内，有劳动部门、工会组织，他们拿着纳税人的工资，职责就是维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他们都担当起各自的职责，为农民工撑腰、维权，许多欠薪问题就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而不必再进入司法程序，浪费农民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增加他们的痛苦指数，同时也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

　　农民工讨薪难，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为了得到原本天经地义的劳动所得而不得不走极端的现状。其也足以窥见我们的经济运行环境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多远。反过来，也可以预见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之路有多长。

　　因此，只有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尽快研究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并使制度的健全、法律的约束能够真正到位，让“不敢欠薪”、“欠不起薪”成为经济法则，到那时，农民工才无需自己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去讨薪，使他们在获取劳动报酬过程中多一些欣慰指数，少一些痛苦指数